新京报讯（记者戴轩）与“新冠”的第一次交手，比刘景院预期的要早一些。
今年1月12日，一对有武汉旅居史的夫妻被医院ICU，之后确诊为北京最早的新冠肺炎病例。作为ICU主任，刘景院度过了从医生涯中最繁忙的一段时间：全北京2/3的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收治在这里，他不仅要亲自查房、进行ECMO上机等高难度操作，还要负责病房一切指挥调度，随时准备上阵“救火”。
医院ICU主任刘景院。医院供图
打响北京新冠疫情“首役”
1月12日深夜，魏丽荣接起了一个特殊的电话，内容有些劲爆：北京可能来“新冠”了。挂了电话，医院赶，这是多年形成的默契，烈性传染病面前，没有一丝拖拉的余地。
时隔半年，那个夜晚的情景，刘景院依然记得很清楚。两人都没想到北京的首例来得这么快，出门时还带着一些怀疑，也没有告诉孩子。
他俩都是医院职工。魏丽荣在医务处，负责疾控应急工作；刘景院是ICU主任，每当新的传染病袭来，他负责的科室是迎战的最前线。
医院一共有8间负压病房，全部在ICU。由于能有效隔离病原体、减少患者病情加重后多科流转的院感风险，医院规定，所有新发传染病患者都被固定送入这里。此前，北京首例H1N1、H7N9、裂谷热、黄热病患者，也是在这里接受治疗。就在数日前，北京百年中首次遇到的输入型肺鼠疫患者，刚刚从这里出院。
不过，负压病房并非24小时空置待用。平日，这里也开展普通患者救治，是所谓的“平战结合”。医院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将满员的负压病房腾出两间，梳理接诊流程，并安排人手。患者乘坐救护车从大兴而来，路程需要数小时，而医院ICU的准备工作半小时内就完成了。
患者是一对夫妻。
两人刚在武汉参加过婚礼，婚礼之后，有8人出现肺炎症状。夫妻俩的症状不算严重，妻子咳嗽，丈夫发烧，暂时不需抢救，这让刘景院略微宽了心。
更大的精力用在安抚上。新发传染病的确认有复杂的流程，两人的核酸样本要经过多重审核，多日后方有确诊结果，在此之前，没有人能告诉他们是得了什么病、怎么得的，住院后，两人的症状很快好转，孩子还在朋友家等待接回，他们要求马上出院，不理解继续隔离的要求。
刘景院只能频繁与他们沟通，纾解他们的情绪。两个星期后，两人核酸阴性，得以治愈出院。但刘景院的工作强度，却随着疫情的发酵与日俱增。
重症救治的“中枢神经”与“救火员”
短短数月，北京迎来了三波进攻。
先是国内外省输入，一开始都有湖北旅居史，随着疫情范围扩大，逐渐出现其他省份旅居史患者；这一波还没有彻底过去，很快迎来了境外输入病例；到了6月，上一轮疫情仅剩2人在院，“西城大爷”的确诊，又牵出了新发地聚集性疫情。
患者接二连三地入院，刘景院一天也歇不了。
新冠是自限性疾病。轻型、普通型患者多数能够自愈，不需要过多医疗救治，但重型、危重型患者的抢救不可轻视。同为冠状病毒导致的疾病，相比SARS，新冠的病情进程更为难测，一些患者头一两周还好好的，某一天情况就会急转直下，病情加重后，累及的不光是肺部，还有心脏、肾脏等全身多脏器。
刘景院负责的ICU，照料的就是最棘手的病人：“大白肺”、呼吸窘迫、合并严重基础疾病、多脏器受损……医生值班，是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，负责固定患者的救治，刘景院却是整个科室的中枢神经，每个患者的情况都要了如指掌。每天上午，他要进隔离区查房，离开病房，随时拿起手机盯着工作群里的动向，思考病例救治、设备调配、人员安排，一刻也停不下来。
作息也变得碎片化。
刘景院熟悉团队成员的个性。一部分大夫比较谨慎，病房里有异动，会随时和他交流，共同商量处理办法；一部分比较有主意，遇到问题喜欢自己处理，实在处理不来了，才会向他求助。他理解不同的性格与处理方式，但“新冠”是陌生疾病，重症救治要慎之又慎。遇到前者值夜班，他一个晚上要接好几个电话，心里却比较踏实；遇到后者当班，他睡前要打个电话叮嘱，如有不大放心的病例，还要给自己定几个闹钟，两个小时就醒来一次，看看群里反馈的情况，打个电话再跟进进展。几个月来，睡不了一个整觉。
除了指挥全局，他还承担了“救火员”的角色。
隔离病房内，由于穿戴防护带来的阻碍，医护人员的体力消耗成倍增加。重病人不能自理，ICU内的工作强度更大。医生们的排班是固定的，但总有需要增援的情况，刘景院不愿意临时调动人手，打乱同事的作息，他24小时在线，有紧急事件，就自个儿顶上。医院收治的患者中，共6人接受ECMO治疗，每次上机，都是刘景院在现场参与操作。
医院ICU病房，刘景院和同事抢救重症患者。医院供图
“了解新冠是‘盲人摸象’的过程”
“抗疫”期间，刘景院的生活变得异常简单。医院在一街之隔安排了酒店，他每天两点一线地往返。偶尔也有不用抢救病人、不用操心病房的时候，时间仍然属于“新冠”——总有治疗方案和特殊病例要琢磨，也总有新出的论文需要参考学习。
“新冠”所表现出的特征，在各地似乎不尽相同。武汉猝死患者不少，心肌损害的情况也较多，但在北京却没有这样的现象。究竟是现实条件的差异，还是隐藏着某种未被揭示的规律？
“新冠的特征，对它的治疗思路，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观点。这种不同，未必有对错之分，而是面对一种陌生的疾病，大家在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角度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。”刘景院说：“就像‘盲人摸象’，你摸到了耳朵，我摸到了鼻子，慢慢的，人类对新冠就会有越来越准确的认知。”
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既往的研究成果，也给新冠的临床救治带来新灵感。
预测重症发生的倾向，及早进行干预治疗，对重症患者的救治十分重要。淋巴细胞值是一个明显的参考指标，病毒感染早期，人类的淋巴细胞数量会出现下降，但不同人体内的淋巴细胞数量，从到不等，很难直接参考。此前，有肝衰竭相关领域的论文提出，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能起到预测效果——粒细胞数量不发生变化，而不同人体内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例是相似的，所以淋巴细胞数量若减少，会直观地体现出来。
刘景院计算了部分“新冠”患者的数据，验证了这一方法的可靠性，为预测新冠患者重症倾向找到了简单而灵敏的新“工具”。
“抗疫”期间，刘景院还发现了首例新冠肺炎合并病毒性脑炎病例。该患者进入病房后，很快因呼吸衰竭进行了气管插管，为了减轻痛苦，医生们为其镇静镇痛、使其失去知觉。三天后，肺部炎症改善，但停用镇静镇痛药物后，患者依然没有清醒，随后出现抽搐。排除脑出血、脑梗的可能，抽取脑脊液并测出新冠病毒基因后，经过反复讨论，刘景院与合作者公布了这一病例，提醒同行注意类似情况。
十年磨一剑打造一支“能打”的团队
半年“抗疫”，始于初心。
高中时，刘景院的父亲生病住院。站在病房门口，看着父亲被疾病折磨，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，让刘景院感到非常无力。之后，父亲在治疗下恢复健康，医生也成为刘景院心中高尚的职业。
高考前半年，班上同学急病，医院。医院急诊科，条件简陋，挤满了患者，当班的只有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，忙得焦头烂额。刘景院和几个同学看在眼里，下决心要做点什么，之后报考，他们都选择了学医。
“这是一个能够实现价值的职业，用心了、努力了，就能看到患者好起来，救死扶伤，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。”刘景院说。
另一件让他快乐的事，是带出了一支“能打”的团队。
截至8月，北京超过三分之二的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，都在刘景院带领的ICU团队中接受治疗，进行气管插管30余例，救治成功率90%以上。
“我们经常拿新冠和SARS做比较，我也常和年轻大夫说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们的能力要更强，要救更多的人、将副作用控制在最小，不要让一家人感染去世的悲剧重演。临阵磨枪是不会光的，想要从容应对陌生的挑战，靠的是十年如一日的长期积累。”刘景院说，从现在的成绩看，他们做到了，可以实现国内高水平的治疗，这是他最欣慰的一件事。
新京报记者戴轩
编辑张畅